摘要:活跃于嘉道年间的 “经学巨擘” “川西夫子” 刘沅, 以推尊原典, 恢复孔子、 曾子 《大学》 本 义为取向, 以推动理学义理下行为诉求, 向朱子学的精髓 《大学章句》 展开系统的辩驳。 他从最完整地表 征理学价值系统的 《大学》 之义理骨架 “三纲八目” 入手, 全盘否定朱子对 “三纲领” 的解释, 认为朱子 所解妄牵己意, 师心蔑古, 完全背离圣人本旨; 进而撇弃朱子以 “格物” 为 “八条目” 之统领, 并以 “诚 意” 取而代之。 刘沅的辩驳显豁融通儒道、 暗合阳明以及重视肉身的理论特质, 一方面弱化了朱子的权威, 减杀了朱子学在清代中晚期复振的力度; 另一方面推动了 《大学》 义理向通俗化、 可接受性和可实践性的 转化, 透显出觉民行道的现实诉求。 更为重要的是, 借此亦映照出清同治之前巴蜀哲学悉尊宋学、 罕受汉学 洗礼的学术取向, 力证乾嘉汉学只是江南一域而非全国性学术现象, 显现了理学区域化进程中的异质和差 异, 成为探究中晚清巴蜀哲学乃至朱子学学术格局和样态的一个具体而生动的个案。

摘要:

摘要:19 世纪中后期巴西宣布禁止奴隶贸易后, 劳动力短缺的现象不断加剧。 围绕劳动力来源问题, 巴西国内不同群体针对引进华工和欧洲移民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最终, 种族主义者、 激进废奴派和知识精英 们的观点占据上风。 他们持有强烈的种族偏见, 鼓吹 “黄祸论”, 主张引进欧洲移民, 以填补巨大的劳动力 缺口, 传播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思想文化, “改良” 巴西的人口结构, 帮助巴西摆脱 “野蛮” 迈向 “文明”。 意大利、 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三个南欧国家的移民成为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巴西最大的外来移民群体。 意大利 移民与西班牙移民在成分、 移民模式、 分布、 职业等方面非常相似: 一是两者基本都是贫困乡村的农民, 且 大多以家庭为单位向外迁移; 二是大多数移民都是享受巴西政府补贴的农业劳动力移民, 基本都在圣保罗的 咖啡种植园劳作; 三是他们在种植园的待遇都很差; 四是两国移民的社会流动性强, 大部分移民都有再迁移 的行为。 相较于二者, 葡萄牙移民主要是农村年轻的单身成年男性; 分布在巴西的城市; 没有补贴, 职业选 择更自由。 大批南欧移民的到来, 促进了巴西咖啡经济的繁荣, 有助于该国的早期工业化, 但他们的定居率 较低, 且存在与本土劳工矛盾丛生、 罢工起义频发等问题。

摘要:1987 年, 随着 《我们共同的未来》 报告的问世, 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全球传播开来。 追根溯源, 18 世纪的森林可持续产量理念、 20 世纪的资源保护思想以及在对其反思基础上产生的土地伦理, 奠定了可持 续发展理念的理论基础; 而二战后高速开展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造成地球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 引发学界以 及国际社会对发展与环境关系的重新思考, 进而直接推动了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问世。 在可持续发展理念得到世 界范围的认可和推广的同时, 其固有的理论缺陷以及难以消除的人类中心主义色彩, 使其在解决具体的环境和 生态问题时无法实现预定的目标。 面对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 可持续发展理念应当借鉴生态中心主义的基本准 则, 追求人类内部以及与其他物种的生态正义, 最终创建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环境友好型宜居社会。

摘要:宋神宗在位期间全面革新朝政, 包括科举制度, 对后世影响深远。 神宗即位初期, 就令朝臣对 现行科举制度之利弊和变革发表意见。 在朝臣中形成意见极其对立的两派。 一派以王安石、 司马光等为代 表, 要求办学选才、 废罢诗赋、 一定程度恢复乡举里选, 是大多数人的意见。 另一派只有苏轼、 刘攽寥寥数 位, 要求坚持科举考试选才, 反对废罢诗赋和乡举里选。 科举变革大致遵从了多数派的意见, 熙宁三年殿试 制策, 极大程度地改变了宋代士人的读书、 写作风习。 兴办学校、 发展教育、 选拔人才、 取代进士试等, 一 直是神宗朝君臣努力的方向, 朝廷最终为此出台三舍法。 此外, 省试经义, 废罢诸科和制科, 允许宗室参 试, 都是神宗朝在科举制度方面的举措。

摘要:

摘要:

摘要:学界关于行政惯例的规范性质存在争议。 在进入司法程序之前, 行政惯例是行政机关基于自我 认同所建构的直接行为规则。 行政惯例的外在方面, 是行政机关长期统一一致的行为; 行政惯例的内在方 面, 是行政机关成员的认同。 行政惯例通常不直接调整行政相对人的行为, 但行政机关基于行政惯例作出的 行政行为对相对人具有直接拘束力; 行政机关的权威会催化行政惯例的规范性质, 行政机关违反行政惯例时 相对人可以主张信赖利益保护。 对司法审查来说, 行政惯例的存在首先是一个事实问题; 经审查认定后的行 政惯例可作为裁判理由而非裁判依据, 从这一意义上说, 行政惯例并非法官法源。

摘要:号称 “资产收益权信托第一案” 的纯高案判决以来, 各界对其臧否不一, 但对此等法律模式 从民商法基本原理展开的讨论尚不足。 对金融创新活动可以以强制规定和任意规定之比例为 “秤”、 无力偿 债风险为 “砣” 予以衡量和评估。 收益权信托的法理正当性仍然存在疑问, 信托制度不宜被异化、 信托标 签不宜被滥用; 资产证券化亦需强制规定方能保障。 “概念创新”、 功能替代与信托登记均不足以解决收益 权信托的定性难题。 收益权信托模式可被再定性为一种有次序的双债务人合同, 最终用资人与资产管理人均 对投资者承担责任, 这可以更符合合同条款本身、 合同背后实质交易的正当性, 实现符合第三人利益的合同 客观化解释与实质化处理。

摘要:双循环格局下西部大开发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蕴意表现为五大创新转变: 从数量型向 质量型转变、 从单一空间向分层多元空间布局转变、 从国内区域向国际区域拓展、 从陆地区域向海洋区域延 伸、 从单向极化向极化辐射双向同促转变。 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机理效应体现在: 立足西 部发展以缩小东西部经济差距、 融入 “一带一路” 提升沿线区域发展水平、 区域联动协同促进世界经济均 衡化发展三大维度, 通过补短板、 整合区域信息交通资源、 协同区域经济平台实现集合效应最大化。

摘要:随着 “一带一路” 倡议的稳步推进, 沿线国家的绿色发展成为倡议的重点之一。 运用全局超 效率 SBM 模型测算 “一带一路” 沿线 35 个国家的绿色发展绩效, 分析其时空演变特征和空间相关性, 在此 基础上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绿色发展绩效的驱动因素和空间溢出效应进行探讨。 结 果表明: 沿线国家绿色发展绩效总体呈现 “W 型” 的时序变化特征, 以及 “西亚北非地区>南亚地区>中东 欧地区>东南亚地区>中亚地区” 的区域差异特征; 从直接效应来看, 经济发展水平和开放程度对沿线国家 绿色发展效率产生显著促进作用, 城镇化水平和基础设施建设对沿线国家绿色发展效率产生显著抑制作用; 从空间溢出效应来看, 经济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建设存在正向溢出效应, 产业结构、 城镇化水平和开放程度 具有负向溢出效应。 因此, 应该充分考虑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绿色发展的空间相关性, 加强国家之间新 能源和技术的合作, 优化调整产业结构, 重视人力资本的作用, 引进绿色投资, 推动 “一带一路” 沿线国 家的绿色发展。

摘要:自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以来, 我国对沿线国家, 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的直接投资迅猛增长。 但近年来, 中资企业在东南亚国家的劳动用工过程中面临的劳动纠纷逐渐增多, 不仅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 也不利于树立我国良好的投资形象。 从东南亚国家的劳动力市场、 劳动法律法规、 劳工标准和文化风俗等要 素视角, 探寻影响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劳工风险来源, 分析中资企业投资东南亚国家面临的主要劳工风险, 并根据各类风险的来源、 性质, 按照投资前的准备阶段和投资后的经营管理阶段, 分别从企业层面、 政府层 面提出劳工风险的防范和治理措施, 可对这一问题做出回应。